受害者同理心（victim empathy）與性犯罪
唐心北
根據內政部統計，臺灣的性侵害犯罪由民國81至85年每年平均979件報案件數，上升至86至90年的每年平均1788件，更成長到91年至93年的每年平均2287件，已引起社會嚴重的關注。性侵案件不只對受害者本人造成身心嚴重之傷害，且對其家庭心理與情緒造成負面影響，更對其所在的社區鄰里（尤其是婦女）造成被害恐懼感。過去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界，花了許多人力與時間處理性侵受害人，成效有限，且無法遏止一再有人受害，原因就在於加害人再犯的問題頗為嚴重。
Finkelhor（1984）以『性侵害行為的階段模式』將對性侵犯行的發生分為四個歷程：
（一）施暴動機的產生（motivation to abuse sexually）；
（二）內在抑制因素的克服（overcoming internal inhibitions）；
（三）外在抑制因素的去除（overcoming external inhibitions）；
（四）受害者抗拒的排除（overcoming the resistance of the victim）。
過去二十餘年的探索，歐美各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們，都肯定對性罪犯執行治療與輔導的必要性。所有的治療計劃，尤其是以復發預防模式為導向之方案，都一直圍繞著三個結構在運轉：否認、同理、認知扭曲。學者專家們認為，若能提昇加害人的內在自我克制力量，可有效降低與預防再犯。而受害者同理心正是加害人的內在自我克制力量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鑑於不同類型的性罪犯在執行處遇中所顯現出的特異性（善於欺騙、隱瞞、否認等），為使處遇方案能更有效與貼近性罪犯的內在自我抑制機制，專家一致主張，『同理心訓練』是任何性罪犯處遇計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受害者同理心能透過學習，成為治療中有用的成分。Carich（2001）強調增加受害人同理心及對婦女的同理心，用以減少男性傾向強姦，成為一項重要的治療方法。目前北美地區的性罪犯處遇計劃中，94%都包含了同理心訓練（Knopp, et al., 1992）。
復發預防取向的主要和根本原則，在辨識各種先前存在、導致、維持性侵犯行的個體、環境、生活型態的高危險因子，最終目標在發展適當的調適反應以應付這些因子。近三十年的探討，已逐漸辨認出一些與性侵害犯行有關的因子；其中某些早期的前置因子（靜態、不可改變的），如紛亂的家庭史、母親或親職缺席或忽視，和孩童期的生理或性侵害，皆暗示不安全的依附關係。而立即或近期因子（動態、可改變的），如負向情感（憤怒、挫折、拒絕、憂鬱和孤獨）、認知扭曲（去抑制的思想型態、對婦女和兒童的負向態度）、相關技巧的缺陷（社會競爭力不足）、與整體性特質（同理心匱乏），是常被提及的。
同理心在性犯罪行為的預防和處理上是一種基本成分；且若缺乏同理心，性罪犯仍可能再犯。此一立論，卻長期被爭論。
（爭論一）同理心與再犯相關？
Hanson和Bussiere（1998）以再犯預測因子之後設分析，顯示被報告的危險因子－負向情感、同理心匱乏，社會技能不足－與性罪犯再犯之間，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相關。
（爭論二）對性侵害者的同理心訓練是必要的？
吾人很難找到一篇能明確描述一種全面性對性罪犯處遇卻不將同理心納入在治療中作為必要的成分之文獻。但對性罪犯的同理心訓練要如何涵攝在整體治療計劃中，則莫衷一是。Hildebran和Pithers（1989）主張：性罪犯在學習復發預防認知處理技巧前，應被要求發展受害者同理心技巧。此理論建基於以下信念：先將焦點集中於高風險情境和介入的調適性反應，可能導致對復發過程的單純理智性理解，而干擾了個人對其行為造成受害者的衝擊之情感認知。作者聲稱，復發預防的行為管理技術，若缺乏同理心的發展，對罪犯避免復發的動機可能不足。因此建議，情感連接（即同理心）提供對未來再犯必要的抑制劑，既使當他未認出或忽略了可預測的事件鏈導致復發，同理心可能克制犯罪行為。簡單地反向假設，暗指非性的罪犯不犯性侵害，一部分可能是因為他們具有同理心。
同理心被視為親社會性行為（prosocial behaviors）的媒介，與引動利他性（altruism）及抑制攻擊性的基本動機源（Miller & Eeisenberg, 1988）。透過同理心的瞭解與接納，個體經驗到自我的存在，進而與重要他人建立信賴與依附連結；也透過此一經驗的學習與瞭解，發展人際、社交，建構親密夥伴關係。
Groth（1979）以心理動力學的觀點切入性侵害犯罪，將性侵害視為一種攻擊行為。研究發現，性加害人主要訴求的並非性慾的滿足，而是藉由「性」來表達他們的憤怒及權力。它是一種心理功能障礙的現象，常因情感軟弱、或不能處理自己需求而產生的不安全感衍生出暴力行為。性罪犯有嚴重的心理障礙與病態，最主要的缺陷為：與他人（包括男性及女性）缺乏親密關係，不太能流露溫暖、信任、憐憫及同理心，人際關係缺乏相互依存（mutuality）、互惠（reciprocity）及誠懇的分享。這種障礙使他們的人際關係陷入窒礙難行的困境；這樣的人際關係，常使其在壓力下藉由「性」來宣洩，以性犯罪作為最後，但也最具危險的處理方法。Martinson（1997）指出，性侵害是一種補償性行為，可能在生命的早期經驗與觀察中學得，當加害人自小暴露在不適當的性刺激下或本身就是性受害人，可能使他們在日後認為性行為是解決自己內在衝突或混亂的手段。
Miller與Eisenberg（1988）假設，若攻擊者對其受害者的負性反應能有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有助於降低其當下或未來繼續攻擊之傾向。Marshall（1993）認為強姦犯的親密感缺乏，與其犯行非常有關；對親密感的渴求是性侵犯行的一種動機，而親密感的反向—孤獨感—導致攻擊明顯增加。性加害人在建立或維持與他人的關係上缺乏能力；在性侵犯行的發展中，孤獨感經驗與缺乏密友是非常重要的；孤獨感與拙劣的人際關係技巧是性加害人的特質，他們特別在困惑、有壓力、憤怒時，會展現以「性」來表達的行為（Lane, 1997）。
有關受害人同理心及相關治療之爭議性頗高，其中問題之一乃對受害人同理心之定義與量測方面的問題。受害人同理心的測量，主要在於協助瞭解加害人在其情緒、認知、態度、行為層面上對受害人的傷害之反應為何，進而作為評估與預測其再犯可能性，更可在治療性介入上作為評量改變的依據與參考。
現有關於同理心的評估工具對同理心的定義分歧大：有的視同理心為對他人情緒的認知擷取能力（perspective-taking ability），有的視同理心為對他人情緒狀態的感受。Davis（1983）的『人際反應指標』（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則涵蓋同理心的四個面向－感受擷取、想像（fantasy）、同理性關切（empathic concern）、個人傷痛（personal distress）。
Mosher等人（1986）以『男性氣概量表』（Hypermasculinity Inventory, HI）研究攻擊行為，發現男性氣概得分與性攻擊行為史有顯著相關；其中的『冷酷性態度量尺』（Calloused Sex Attitudes subscale），反映出對性攻擊受害人缺乏同理心。Beckett和Fisher（1994）以『受害者同理心扭曲量表』（Victim Empathy Distortion Scale）評估(1)對描述受害者簡短場景的同理心，和(2)對犯罪者自己的受害者同理心。此量表具有高度內在信度和再測信度，且某些題項有好的表面效度，被認為可用以區辨兒童性猥褻者（child molesters）與控制組。
Marshall等人（1995）引用兩個以Mehrabian同理心情緒量表檢測強姦犯之研究，一個發現強姦犯的同理心比非犯罪的人低，但另一個則無法證實這項發現。Langevin等人（1988）發現在不同性罪犯和社區控制團體之間，此量表的得分無差異；也發現在不同類型性罪犯之間，此量表的得分無差異，認為是因此量表的內在信度偏低（r=.59）所致。
Webster（2002）以『受害者信件測驗』（victim letter task）檢測性犯罪者對其受害者同理心的程度。針對性犯罪者對兒童受害者和成人受害者寫的信件，發展出二種範本（templates）內容，再由評估者就內容呈現之同理心程度予以計分。此測驗有很好的評估者間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然而在得分與一般性同理心之間缺少相關，但在淡化（minimization）與否認（denial）上有關聯。此一測驗對伴隨同理心訓練的改變有敏感性。
Hanson（2003）將受害者同理心定義為多面向結構，包括三個因素：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情感驅動（affect-driven）、關懷元素（element of caring）。其暗示，性罪犯在三個組成中，可能缺乏一個或多個，也可能對受害者的傷痛缺乏關心或興趣。同理心匱乏也可能是全面性的，或特定性的，或受害者特異性的，且是穩定或情境性的。
Marshall等人（1995）將受害者同理心概念化為一個多面向與多階段的過程，分為下列階段：
(1)有能力認知他人的情緒狀態；
(2)顯示出有能力洞視他人所處的世界；
(3)體驗到被觀察者同樣的情緒狀態；
(4)依感受到的採取行動（即停止行動或使人舒服）。
認知扭曲如否認、淡化、偏見、合理化，和怪罪受害者被認為是用來緩和伴隨這些行為的焦慮、罪惡，或羞恥感。Marshall與Fernandez等人（2001）採用特定背景（context-specific）來量測受害者同理心的過程，以檢視加害者對三種不同背景下的受害兒童之同理心：一般性兒童、非特定的兒童性侵害之受害者、加害人本身的受害者。一系列的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強姦犯或是兒童性侵害或猥褻犯，其對意外事件的受難（傷）者之同理心得分，與非犯罪者相當；且兒童猥褻者比非罪犯者對一般性侵害受害者較不具同理心；而對自己的受害者之同理心也較一般性侵害受害者來的低。性加害者唯有對其自己的受害人同理心之得分偏低，意味著性侵害加害者的同理心是有特異性的，或是加害者可能已經學習對他們自己的受害者抑制同理心反應。這種選擇性的同理心抑制可能扮演使罪犯繼續涉入犯罪的功能，常伴隨繼續採取欺騙的行為、造成他人傷害而沒有負向的自我參照性評估（即罪惡感或羞恥感），這很像認知扭曲的過程。
後記
國內對性犯罪加害人之評估雖有許多經驗，但目前尚無一套客觀、有效與一致的工具，能有效測量出性侵害加害人對受害者同理心在程度上的差異。國內雖引用與參考美、加的評估工具，如『明尼蘇達性罪犯篩檢量表』（Minnesota Sexual Offender’s Screen Tool-Revised, MnSOST-R），內容包含「是否同理受害人的感受」（即受害人同理心），但定義不夠明確，且僅以『有、無』作二分法區分，亦較為粗略。在處遇方面，也引用美、加的模式（但時程較短），多採用以預防復發為導向的認知－行為模式（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但在如何操作『受害人同理心』課程卻無具體內涵。內政部在民國86年委託柯永河教授編製『柯式兩性關係量表』（Ko’s Sexual Relation Scale, KSRS），但因係自陳式量表，且題目多，加上性罪犯在填答時常以各種理由拒答，或配合題意回答，臨床發現在受害人同理心分測驗上易作假（faking-good answer），常無法真實測量出性侵害加害人對受害人同理心程度，在對性侵害受害人同理心的評估上，信、效度皆不佳。（柯永河, 2003）
本文藉由文獻的討論，企望未來在此一方面能有更深入的本土化工具與介入方案。
重要參考文獻
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頁（http://www.npa.gov.tw.）。
柯永河（2003）。『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專業訓練研討會』報告摘要。內政部。
Beckett RC, & Fisher D.（1994）.Assessing victim empathy: A new meas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reatment of Sexual Offenders (ATSA), San Francisco, USA.
Davis MH（1983）.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113-126.
Finkelhor D（1984）.Child sexual abuse: New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Groth AN（1979）.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Hanson RK, & Bussiere MT（1998）.Predicting relapse: A meta-analysis of sexual offenders recidivism stud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6, 348-362.
Hanson RK（2003）.Empathy deficits of sexual offenders: A conceptal model. 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 9, 13-23.
Hildebran D, & Pithers W（1989）.Enhancing offender empathy for sexual-abuse victims. In D Laws(Ed.).Relapse prevention with sex offenders(pp.236-243). New York: Guilford.
Knopp FH, Freeman-Longo RE, & Stevenson W（1992）.Nationwide survey of juvenile and adult sex offender treatment programs. Orwell, VT: Safer Society Press.
Lane S（1997）.Assessment of sexually abusive youth. In G. Ryan, and S. Lane (Eds.), Juvenile Sexual Offending: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orrection (pp.219-263).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Langevin R, Wright P, & Handy L（1988）.Empathy, assertiveness, aggressiveness, and defensiveness among sex offenders. Annals Sex Research, 1: 533-547.
Marshall WL（1993）.The role of attachment, intimacy, and loneliness in the etiology and maintenance of sexual offending. Sexual and Marital Therapy, 8 : 524-530.
Marshall WL, & Fernandez Y (2001).Empathy Training. In MS Carich & SE Mussack(Eds.).Handbook for Sexual Abuser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pp.141-147). Brandon: Safer Society Press.
Marshall WL, Hudson SM, Jones R, & Fernandez YM(1995).Empathy in sex offenders. Clinical Psychological Review, 15 (2), 99-113.
Miller PA & Eisenberg N（1988）.The relationship of empathy to aggressive and externalizing/ antisoci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24-344.
Mosher DL, & Sirkin M.（1984）.Measuring a macho personality constell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8, 150-163.
Webster SD（2002）.Assessing Victim Empathy in Sexual Offenders Using the Victim letter Task. Sexual Abuse: 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4, 28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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